雅加達回來了 「新自由主義食譜」與印尼的綜合法案
綜合法案與國家緊急狀態權力於全球崛起之聯繫的批判性分析

編按：本文與印尼學生行動主義者Mariyah L. M. 合作發表，以作為突出當地抗爭的一部分嘗試，並與整個亞洲類似的對抗COVID-19期間國家鎮壓的運動相聯繫。

在全球瘟疫、大規模剝奪和群眾起義浪潮中，多地政府抓緊時機通過國家安全法。相對地，印尼擬議主要側重於經濟改革的「綜合法案」則沒有太多人留意到。然而，總統佐科·維多多（Joko Widodo，又稱佐科威Jokowi）亦在利用這個危機時刻。這些旨在以同一個框架規範各個範疇的全面法案在印尼的民法法系中並非沒有基礎。相反，佐科威正利用其政府的無能所造成的混亂，以鞏固中央政府權力，在很少甚至沒有民間監察的情況下推行法案。

印尼議會計劃今年至少審議三套綜合法案：創造就業、稅收以及新首都。這三個項目都旨在透過削減工人保障和加強企業壟斷人力和自然資源來增加經濟自由化和吸引外國投資。的確，這些法案的主要功能是使工人階級服從於佐科威的發展主義基礎建設計劃，而不是幫助現正為生計被破壞和越來越多的瘟疫感染而苦苦掙扎的數百萬人。

1960年代後期，蘇哈托（Soeharto）殘暴上台執政，讓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得以實施。這乃由一群通過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資助赴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印尼經濟學家所帶頭發起。其中一位被稱為柏克萊黑手黨的經濟學家吹噓說他們向蘇哈托提供了一套實施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完整指南：「一部處理印尼嚴重經濟問題的『食譜』。」蘇哈托當然全盤接納，全面實施了經美國認可的自由市場和依賴外債的政策。獲美國支持的反左派暴力成功震驚了民眾，逼使他們接受實施新自由主義的右翼政權，使黑手黨的食譜變成一種可移植的方法。的而且確，在蘇哈托就任總統僅五年後，在美國支持下的政變驅逐了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之前，智利就出現了寫著「雅加達來了」的塗鴉。

現在，佐科威重新打開柏克萊黑手黨的食譜之際，一切似乎又回來了。儘管黑手黨的後人一直擔任關鍵經濟職務，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影響從未真正從印尼消失，但它在親民主改革（reformasi）時期已然失寵。然而，曾在美國受訓的經濟學家、前世界銀行常務董事兼首席運營官斯里·穆利亞尼（Sri Mulyani）亦再次成為佐科威的財政部長，並且是綜合法案的策劃人之一。

因此佐科威藉著其第二任期的自由度，放棄假裝通過民主手段達至經濟增長，是並不奇怪的。政府和商界已推動Cipta Lapangan Kerja，或稱製造就業法案（抗爭者將其縮短為Cilaka，印尼語中celaka意為災難性的），作為該國經濟不景的靈丹妙藥。印尼於2019年的經濟增長創下三年來的新低。法案旨在通過消除「投資威脅」來達到這一目的，暗示了更多的抗爭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將會被定罪。佐科威在2019年總統演講中宣稱：「這是一個警告。我將會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我會監視它們、我會檢查它們，如果需要的話，我會結束它們。」實際上他宣稱了印尼的經濟成功將取決於武力，而不是選票；不是通過人民，而是通過軍事化的商人習慣法（lex mercatoria）——一個由中央政府命令的警察和軍隊將保護一個由企業及為企業利益所製定的法律制度。

軍事化的商人習慣法

Cilaka是擬議的綜合法案中最大的法案，自今年年初以來在印尼各地引起了廣泛的抵抗。佐科威最初只給予100天的時間來審核共1,028頁的法案，包括11個類別、15個章節和174項條文。Cilaka由來自工業家和企業共127名成員組成的政府特別工作組所草擬[1]， 無疑有利於商業利益：放寬公司稅以吸引更多商業、放鬆管制，並通過靈活的勞工市場體制消除高昂的就業成本[2]。 這些都被認定是「經商容易」的主要障礙。就這一指標而言，印尼在2019年於世界銀行排名第73位——佐科威的野心是要排名第40位。

雖說Cilaka的原意是創造就業機會，但它將會把工人置於更不安穩的境地。該法律以「輕易僱用，輕易解僱」的口號，授權企業輕易地解僱工人，而不承認任何補償或法律追索權利。它還會通過實施無管制時薪，合法化每週6天每天12小時工作制，從而擴大「永久性的短期」合約勞工群。如果法案獲得通過，則於全球瘟疫期間已經增加的大規模解僱將變成常態。

滿足企業精英的利益並以極快的速度通過放鬆管制的欲望已經並且將會繼續產生重大的生態後果。在Cilaka之下，本已充斥官僚腐敗的強制性環境影響評估將不再需要，尤其是對於隨意的「低風險企業」類別而言。 在Cilaka關於石油和天然氣開採、地熱、土地儲備和其他自然資源私有化的章節中的類似框架下，整個群島的原住民土地、森林、沿海地區、偏遠島嶼和其他「資源豐富」地區將面臨極大的影響。[3] 最近，在全球瘟疫期間，議會於2020年5月通過了賦予採礦公司更多權力和更少義務的「採礦法」。

然而，將企業利潤放於生態問題之前一直急速進行這現象，在印尼已有一段很長的歷史。蘇哈托的「新秩序」帶來了一連串大生意的勝利：從政府與美國礦業公司自由港（Freeport）達成的交易開始，從1967年起擴大了西巴布亞的殖民化直到今天[4] ，再到蘇哈托於1998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的歷史性的商務合作意向書（LOI），新自由主義的放鬆管制已經成為印尼數十年來的遊戲規則。

撇除推翻了蘇哈托的民主高潮，自他被罷免以來五位總統的新自由主義任期卻只不過掩飾了遺留下來的獨裁主義。這種獨裁主義早已從一個中央人物散佈到無所不能的寡頭集團之中——當中很多都在蘇哈托的32年獨裁統治期間取得權勢。

的而且確，綜合法案將把印尼帶離那民主高潮。為了加快法案的實施，Cilaka第170條將授予中央政府更改該法案甚至尚未受其約束的條款和其他法律的權利。這種做法不僅違憲[5]，更糟糕的是它摧毀了全國各地區政府的自治權——改革時代艱苦努力的成果——背叛了印尼的民主議程。在這種威權資本主義和民主新自由主義光譜內的轉移中，商人習慣法作出了相應的調整。

「佐科威之章」：中央集權及刑事定罪異見者

綜合法案中所體現的商人習慣法這一新階段表明了國家及其企業機構將不惜一切積累其行政邊界以外的資本。對於印尼而言，這意味著不惜代價吸引外資。因此，綜合法案遍布了全球資本主義精英的印記也就不足為奇了。法案的策略是標準的世界銀行結構重整，重新打開了柏克萊黑手黨出售給蘇哈托的新自由主義食譜。佐科威第一次於總統演說中提到「綜合法」之前一個月曾與世界銀行會面，並非偶然。

美國的影響力亦進一步擴大：2018年，印尼美國商會（Amcham Indonesia）和美國商會（US Chamber of Commerce）就佐科威擔任總統第一任期合撰了一份精心設計的報告，稱之為「佐科威之章」。正如印尼人所知，也正如報告所強調的那樣，商界對佐科威的社團主義持正面態度。確實，雪佛龍印尼公司執行董事查克·泰勒（Chuck Taylor）在報告中指出：「儘管明顯地印尼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但佐科威政府並不是問題所在；反之很大程度上它是解決方案。」

這些跨國公司認為印尼「有待解決的東西」包括「勞動力市場效率」和開放程度不足的經濟體系，迫使企業走進越南等鄰近國家。當我們見到該報告以跟後來的法案所使用的相同語言作結，就不難看出該報告是如何為綜合法案奠定了基礎：「我們期待繼續跟政府合作，並希望它會優先考慮急需的法律修正，改善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並統一各種法規——所有這些都將帶來投資者有效為印尼經濟成長故事作出貢獻所需更多的法規確定性。」

佐科威正表現出實現這企業「成長故事」的意圖。跟他的前任一樣，他不僅與經濟和政治精英，更與軍隊和警察同床共寢。印尼政府只是一個中介，為軍事警察（milipol）提供法律依據和武器，以確保資本主義行動順利進行。他在第一次總統競選中承諾處理過住的侵犯人權行為雖然未解決，新的侵犯人權行為卻在他的發展主義旗幟下繼續累積。異見聲音也日益被定性為刑事罪行：民主運動人士、工會會員、農民以及性別和宗教少數群體都遭受越來越多的警察暴力，而諸如在資源豐富的西巴布亞的原住民反抗力量亦面臨不斷擴大的軍事存在和鎮壓。

軍事警察同時也參與了新的大型項目，例如首都（ibukota negara）。這些項目由綜合法案關於新首都的部份規管。「慣犯」諸如退休警察或軍事人物。政客和主要的物業大亨旗下的企業可優先獲得162個土地特許權，用於採礦、造林、棕櫚種植園和燃煤發電廠[6]。

然而軍事警察持有權力已經有一段時間了[7]。自2004年以來，印尼國民軍和警察之間儘管存在着手足之爭，但仍共同努力守衛所謂的「國家重要物品」。這是前總統梅加瓦蒂·蘇卡諾普特麗（Megawati Soekarnoputri）賦予他們的權力[8]。「國家重要物品」一詞的模糊性為佐科威領導下的軍事警察在對被指控威脅私營企業和政府基礎設施計劃的異見者使用武力方面保留了餘地。例如，在爪哇，雅加達東部的國營工業區的馬來世界保稅區，充斥着南韓的大企業集團，就被列為「國家重要物品」，因此受到軍方針對示威者和罷工的保護[9]。

早在2020年1月，佐科威就下令國家警察局長和國家情報局「接觸」反對綜合法案的組織。一個月後，一大群來歷不明的人士圍攻了印尼聯邦全國勞工大會聯盟（Alliance of Labor Congresses Across Indonesia Confederation，簡稱KASBI）的辦公室。該聯盟是反對該法案的最大工會聯盟之一。學生組織者的反綜合法案討論亦被警察解散，同時也面對了恐嚇。

在上個月針對法案的示威活動中，警方在印尼不同地區逮捕了至少150名示威者。互聯網上，曾對法案表示反對的人們成為2008年互聯網法所針對的對象。該法律在「侮辱、誹謗和挑釁」的廣泛覆蓋下規範了網上言論，加上刑法典和民法典下可能的誹謗指控，嚴重阻嚇網上言論。更糟的是，佐科威於上月發布了一項法規，指定國家情報局現時起將直接在總統府辦公室轄下工作[10]。

我們可以預見佐科威對外國資本的追求意味著印尼和中國之間更順暢的經濟關係。與許多其他國家一樣，印尼其中一個最受追捧的外國投資來源就是「一帶一路」倡議（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實際上，綜合法案在發展改革上也採用了中國的勞動密集型模式。印尼目前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有6個項目，並尋求通過全國至少28個項目，以獲得中國再投資910億美元。軍隊和警察對反對綜合法案的異見聲音施壓，表明了國家容許的暴力實為吸引更多此類倡議項目的工具，以確保國家得以進一步融入全球資本網絡的重要性。

印尼人並不是孤身作戰

佐科威所吹捧的「改革」僅僅掩蓋了政府循環再用了柏克萊黑手黨的災難性政策，並誇大了經濟成長的論述。這些外國投資的利潤明明只會流向特權階級，長期以來惡名昭彰列根主義的下滲經濟計劃卻通過諸如「更多外國投資=更多就業機會」的口號來宣傳。但是印尼人們已經知道「佐科威之章」接下來的情節，並一直在街道上作出展示。

因此，在新自由主義政治與威權主義齊頭並進的同時，國家也有必要不時地安排適當的「緊急狀態」，以分散對恆常的資本主義危機的注意。持續的全球瘟疫就提供了這種掩護。由外國勢力支持擁護自由市場的暴力政權更替在印尼是有先例可循的，而且隨時也可以重覆採用。

目前，我們正在目睹新一波的亞洲國家大幅調動「緊急權力」，以執行嚴厲的國家安全法。菲律賓的反恐法案與北京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不僅在時機安排上相同，兩者更將異見者定性為刑事犯罪，不分國界。泰國當前的民主危機與軍隊的政治地位和國家自身的威權傾向並駕齊驅。在柏克萊黑手黨強勢回歸的影響下，綜合法案不斷向前發展，實行軍事化的「商人習慣法」萬事俱備。印尼政府正以此示意它或者就是下一個加入這行列的國家。

中央政府和企業在推動綜合法案方面相互交織的性質證明，政治真空中並不存在對更民主治理的威脅。儘管一些反對綜合法案的抗爭者主要關心的是模糊且不負責任的立法將如何為印尼未來的政治格局樹立不好的先例，但是了解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如何相互助長彼此的濫用對我們而言也是很重要的。為了有效解決困擾印尼的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案必須同時針對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問題。

最重要的是，印尼工人階級並非孤軍作戰。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威權主義國家與否）都承機相互借鑒以期集權，並通過嚴厲的鎮壓手段，威脅民主勞動和抗爭者艱苦奮鬥換來的勝利。要抵抗一個迫使工人服從大型跨國企業需求的未來，我們必須繼續建立真正的全球工人陣線，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新國際主義。

[1] 一些規模最大的工會聯合會後來獲邀「討論」勞工集群，但他們隨後退出參與，因為這僅導致了形式上的「利益相關者參與」。但是，到了七月底，其中一些受邀者返回與人力部進行「和諧對話（guyub rukun）」。

[2] 「經濟競爭力」已被簡化為符合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之間靈活的勞動力市場體制內最廉價勞動力成本的競爭。對僱主而言，在將印尼的勞動力成本與越南和泰國進行比較時，無管制時薪也是比較吸引的。

[3] 根據印尼土地改革委員會的數據，即使沒有該法案，僅在2015-2019年期間，在基於土地的基礎設施項目中，印尼就發生了2.047宗土地衝突。

[4] 這份合同是在1967年1月通過外國直接投資法後三個月簽訂的，但是印尼對新幾內亞（伊里安）的入侵本身已於1962年根據紐約協定展開。

[5] 根據建立法律法規第12/2011條，政府法規不能修改任何法律。

[6] 早在改革很久之前，milipol就曾扮演多種角色，並在蘇哈托政權期間鞏固勢力，稱為Dwifungsi ABRI，或印尼共和國軍隊的雙重功能。印尼的國家軍隊和警察同隸屬於一個機構：ABRI。將他們分拆開來是「cabut dwifungsi ABRI」議程的一部分。

[7] 第1條：國家重要物品是影響多數人、國家利益和／或國家策略性收入來源的地區、建築物／設施，和／或企業。第2條：第1條所述的國家策略性的國家重要物品必須具備以下至少一項或全部特徵：產生日常需求；任何對它的威脅和破壞都會造成人道主義和發展災難；任何對它的威脅和破壞都會造成運輸和通信方面的混亂；任何對它的威脅和破壞都會阻礙政府活動。

[8] 這種保護商人習慣法的威權做法，跟2019年9月的起義期間數千人上街反對嚴厲的法律（刑法典、採礦法案、勞工法案、KPK ／反貪腐委員會法案、土地法案等的修訂）相類似。在1998年5月的示威之後最大規模的全國抗議中，警察動用了水炮、過期的催淚彈和橡膠子彈鎮壓抗議者。在雅加達，即使人群隨著黃昏漸已分散，警方仍在殘酷地追捕抗議者，在距離議會大樓5公里以內的範圍，逮捕和以警棍毆打他們，同時以催淚彈轟炸擁擠的街道。在印尼西亞全國各地，數十名抗議者被送往醫院，1,000多名抗議者被逮捕（其中一些涉嫌遭受酷刑），5名抗議者（其中3名仍是青少年）被殺：Maulana Suryadi （23歲） 、Immawan Randi（21歲）、Yusuf Kardawi（19歲）、Akbar Alamsyah（19歲），和Bagus Putra Mahendra（15歲）。

[9] 新首都大型項目也已經吸引了來自美國、中國、日本、南韓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外國投資，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連同軟銀集團的孫正義和貝理雅（Tony Blair），亦被委任為新首都建設的指導委員會。

[10] 在印尼東部，中國透過青山控股集團、華友鈷業和振石控股集團，在位於馬魯古省哈馬黑拉島Weda Bay的PT Indonesia Weda Bay Industrial Park (IWIP) 的鎳項目投資了100億美元。